2024年5月18日，國家文物局發布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考古發掘以及文物保護重要成果，墓主人基本鎖定為戰國晚期楚國考烈王。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考古截至目前，已提取出土各類文物3000多件（組），以及大量動植物遺存。武王墩一號墓北側槨室雖被盜嚴重，仍提取出百余組琴瑟等弦樂器。西側兩室遺物極具楚地特色，200余個漆木俑立姿、坐姿各異，佩木劍。
東一室青銅禮器組合保存完整。專家初步判斷武王墩墓出土文物的形制、紋飾、組合等具有戰國晚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現已采集整理到的墨書文字、漆木器上的篆刻、青銅禮器銘文，對研究楚國墓葬營建過程、職官制度、名物稱謂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楚王酓前簠上的“楚王酓前作鑄金簠以供歲嘗”12字銘文，讓墓主身份呼之欲出。
考烈王墓和安徽壽縣李三古堆大型楚墓年代相近，且出土的青銅器和銘文可以相互印證。李三古堆大型楚墓的墓主可能是考烈王的王后，即李園之妹，楚幽王之母。那么在楚國諸王中，這位存在感頗低的考烈王究竟是何許人也？楚國晚期的社會和經濟形態呈現出怎樣的狀態呢？
武王墩墓考古發掘現場
楚考烈王的始榮始枯
楚人入夏后，由非夏非夷蛻變為夏文化的重要成員。戰國時代的楚國雖然經歷了吳起變法的洗禮，經歷了威王興楚的輝煌，但始終活在秦的陰影中，大有“既生楚何生秦”的哀愁。楚懷王繼位后，楚國開始走下坡路，安首南土成為楚國君臣的政治心態。
公元前263年秋，就在黃歇回到陳郢不過三個月，頃襄王就病故了。熊完繼位，是為考烈王。
考烈王元年（前262年），以黃歇為令尹，封為春申君，賜以淮北地十二縣。從此，考烈王與春申君的命運便緊緊連結在一起，若即若離，生死與共。同年，楚割州邑予秦，其地界介于楚秦之間，在今湖北洪湖東北。
當時的華夏，可謂公子輩出，齊有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君趙勝，魏有信陵君魏無忌，他們與春申君俱以賢達聞名于諸侯，禮賢收譽，輔國專政。春申君與信陵君各有食客三千，孟嘗與平原的食客大概也不下此數。影響后世中國的“游俠之風”雛形漸顯。
考烈王二年，楚攻魯，割其地。
考烈王三年，秦攻趙，秦趙戰于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秦一戰而定霸，撫壓六國，王霸華夏。
考烈王六年，邯鄲被秦軍久圍不解。平原君夫人為信陵君姊，奉書向魏安鰲王和信陵君求救。魏安鰲王遣將軍晉鄙領兵十萬救趙，但受秦人恐嚇，命晉鄙在中途堅壁自守，勒兵不動。
平原君見事急，挑選了既有勇力又有才略的門客二十人，準備突圍到楚國去求援。因選拔條件太高，平原君只挑選了十九位合格的門客。這時，有個叫毛遂的門客自薦平原君。《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記平原君問毛遂：
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頌，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
毛遂答道：
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
平原君見毛遂如此自信，允許他作為編外人員，充二十人之數。求援隊伍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了陳郢，晉見考烈王。平原君向考烈王陳述利害，考烈王聽的不知所云，從早晨到中午一直不置可否。這時毛遂登場了。
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縱）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縱），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
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
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
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依仗）楚國之眾也，王之命縣（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縱）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
毛遂曰：“從（縱）定乎？”
楚王曰：“定矣。”
毛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毛遂奉銅盤而跪進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縱），次者吾君，次者遂。”
遂定從（縱）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毛遂另辟他途，以奇出勝，用露骨而暴力的語言作為要挾，“語殺”楚王。考烈王從來沒有被這樣一個小人物怒叱過，一時不得何為，居然被毛遂的刺耳批評和勸說折服，采納了合縱的建議。當然，故事畢竟有渲染的成分，考烈王也并非庸君，尤其是春申君，他是極力贊成合縱的。楚國的君臣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也知道趙破，楚國就失去了北邊的屏障，秦軍便能以趙地為依托對楚國進行長期的騷擾，楚地的北疆將無寧日。毛遂的“叱諫”只是加速了楚國決策者決心“合縱”抗秦的決心而已。
楚國同意“合縱”，趙、魏也積極配合。春申君自請救趙，偕楚國名將景陽引兵北上。信陵君利用魏安鰲王寵幸的如姬竊取虎符，偕屠夫朱亥單車馳往前線，調動晉鄙的軍隊參加會戰。一場關系趙、魏、楚三國的危機就這樣得以化解了。
“合縱”抗秦，成為考烈王一生最為光輝的事件，沒有之一。
考烈王八年，春申君取魯，改封魯君于莒。同年，以大儒荀卿為蘭陵令。
考烈王十九年，廉頗為趙悼襄王所疑，憤而去趙奔魏。春申君遣密使迎廉頗至楚，考烈王以廉頗為大將。然而，廉頗老矣，在楚為將而無功，郁郁不歡，死后葬在壽春（今安徽壽縣）。
考烈王二十二年，諸侯合縱伐秦，春申君為謀主，考烈王為縱長，聯軍由趙、楚、魏、韓、燕五國組成，趙將龐煖為聯帥。大軍一到函谷關，秦師即出，五國聯軍不戰即潰，考烈王將失利的責任歸咎于春申君。
韓、魏兩國受秦的長期侵虐，疆土日蹙，秦軍前鋒離陳郢愈來愈近。春申君接受了門客朱英的建議，請考烈王遷都壽春，是為壽郢。此后，春申君常就封于吳，仍兼令尹。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甚為憂慮，恰在此時，李園從趙國赴楚。李園有一個容貌嬌麗的妹妹，他有意將其妹獻于考烈王，但聽說考烈王不宜子，于是先將其妹獻于春申君，不久，其妹有孕。于是，這位身懷春申君子嗣的婦人也開始為楚王無子而操心了。《史記·春申君列傳》對這場荒誕劇做了生動的描述：
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后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后，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于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人，幸之。
顯然，這一步套一步，步步為營的策略豈是一女子能想出的，必然是出于李園的策劃。于是，聰明一世糊涂一時的春申君，平庸而昏聵的考烈王，在李園兄妹的操縱下，一場離奇而荒誕的陰謀就在宮廷外開花而在宮廷內結果了。《越絕書》記載，這名掀起楚國政壇小小波瀾的女子，名環。
果被言中，李園妹為考烈王生了一個男孩。楚王晚年得子，大喜過望，當即立為襁褓之嬰為太子，立李園妹為后，李園由此而受寵用事。李園唯恐春申君泄露秘密，暗中豢養死士，伺機刺殺春申君。
看來，一切都做得天衣無縫，楚國政權將轉到李氏手中，劇情的發展也是如此。
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王病，將死。朱英也向春申君獻出了殺人滅口的計策，即：王死，殺李園。《史記·春申君列傳》記載了朱英的苦勸：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
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攻，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
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
對曰：“君治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
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
老邁而遲鈍的春申君已經失去了往昔殺伐決斷的氣魄，竟以為李園無害，不納此計而自蹈大禍。就在朱英獻計的十七日后，考烈王病逝。李園果然先發制人，趕在春申君前先入王宮，在荊門內埋伏死士，待渾然不知的春申君進入荊門，死士齊出，殺害了春申君，并斬其首，投之于荊門之外，遂盡滅春申君一族。
在楚國歷史上存在感不高的考烈王，在戰國晚期聞名于諸侯的春申君，一個因病欣然故去，一個因變身首異處，斯人逝去之后，將是國破家亡的挽歌。
武王墩墓出土的青銅器
楚國晚期的社會和經濟形態
先秦及秦漢社會非常重視墓葬制度，這是“視死如視生”思想的具體反映，因而，我們可以通過考古資料鏡像楚國的社會和經濟形態，從而更加形象地了解晚楚的繁華與哀榮。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說到秦國的“富利”和“強大”，有賴于用六國之士，割六國之地，取六國之物。秦人出于獲取財富以填國用的需要，事宜暴力手段，為秦的壯大開拓前進的道路，可以說，秦人的胃口，是被一代又一代的軍事偉業逐漸催大的。
楚人本來也有宏達的氣魄，但進入戰國，特別是在懷王衰楚后，今不如昔了，可以說，楚人的頹靡，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悠悠歲月中逐漸消退的。曾經支撐楚國君主制政體高效運轉的“楚邦之法”也在風吹雨打中逐漸枯萎了。盡管疆土日消月朘，但是，即使進入秦國一家獨大的戰國晚期，楚國還是僅次于秦的第二大國，此失彼補，楚國仍有方圓約三千里的錦繡江山。銅和鐵的產量，還是以楚國最多。
安徽壽縣李三古堆有一座大型楚墓，1933年和1938年遭到兩次盜掘，出土青銅器甚多，已知有銘者近60余件。這些青銅器鑄造時操作嚴格，工藝精熟，雖不見繁密細巧的紋飾和鏤空透雕的部件。但那通體的雄偉，粗壯的鼎足，大國氣象猶存。此墓因作器者多為酓肯（考烈王）和酓忎（考烈王子幽王），學界多以為乃幽王墓。但據劉和惠在《壽縣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墓主的再認識》一文中的精細考證，鑒于銘文多言及“王后”，“王后”器組合成套，而“熊忎”器和“熊肯”器俱少的特點，他認為此墓可能是幽王時的太后，即李園妹之墓。
楚王酓肯鼎侈口有流，斜壁平底，附耳外卷近平，蹄足既高又壯，造型頗具新意。鑄客大鼎高113厘米，口徑87厘米，腹圍90厘米，重約400公斤，是當之無愧的“鼎王”。
戰國晚期出土的楚青銅器不僅雄渾大氣，但也有很多小件的青銅，造型不僅新奇而且紋飾精致。1956年壽縣丘家花園出土的“大府”銅牛，重量僅1.75公斤，眼、眉、鼻皆有錯銀鏤，周身和蹄部飾嵌銀云紋，這在眾多楚器中別具一格。不光飾器，這時也有裝飾異常考究的楚兵器。1974年洛陽出土的一件銅劍，銘文為紅銅嵌錯的“繁陽之金”四字，作“紋腳書”。此劍出土時，有從大到小共12顆珍珠排列在劍莖前，作為劍首裝飾。劍鞘為象牙所制，上葉近口處有雙鉤浮雕變形獸面紋。經洛陽市博物館在《河南洛陽出土“繁陽之金”劍》一文中鑒定，此為戰國晚期的楚劍。
金和銀的產量，當時也是以楚國為最。這時的楚國鑄造了大量的金幣和少量的銀幣，其它諸國仍以銅幣為主。楚國的金幣有版形、餅形兩種。金幣即爰幣，其鈐印以“郢爰”最多，也有“陳爰”、“盧金”等，而漢朝常用的“金餅”，則較少見，而且無印文。小而扁的金餅，可加鈐印為金版；大而鼓的金餅，可改鑄成金版。也有將金餅切割成馬蹄金的，但不多。出土的沒方鈐印的爰幣重量為10克到25克，整塊金版約重250克。
楚地盛產金，且產金處有多處：
其一，據《韓非子·內儲說》篇所記“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
其二，據《管子·輕重》篇所記“楚有汝，漢之黃金”，這是楚金的原產地，這時的汝、漢已非楚域。
其三，據《史記·貨值列傳》篇所記“豫章出黃金”，豫章這時正在楚境內。
金幣大量涌現，而銀幣雖有且罕見，已知實物僅1974年河南扶溝出土的18件布幣。戰國中晚期楚墓的出土文物中，還有一個特別需要關注的地方，即出土了多件天平和多套砝碼。僅戰國晚期的909座楚墓中，就出土了天平盤5個，砝碼192枚。這些天平和砝碼，顯然是用來稱量貴重金屬的。楚國金幣的大量涌現，可以與晚期的社會和財政危機有關。《韓非子·內儲說》篇提到楚國頒布了非常嚴格的禁止私人采掘金礦的法令，違者處以重刑，可見國家掌握了金礦的開采權，金幣的生產也由政府壟斷。
除了金幣和銀幣，楚國也使用銅幣，而且仍以銅貝為主，但已有背文為“十貨”或“當斬”的布幣，以及面文或背文為“四朱”的圜錢和方錢。此外，在黃石一帶，還發現了戰國晚期其狀如長舌而面文為“當金×朱”的銅幣，可能是楚國財政危機的產物。
隨著楚國在南土的擴張，成群的貴族隨著楚師的步伐遷移到淮水中游，并大興土木。這時，板瓦、簡瓦、半當瓦、圓瓦當、空心磚和大方磚已經普遍使用。圓瓦當多飾云紋或鳳紋，比先前素面的要精致許多。空心磚長約60厘米至70厘米，寬約30厘米，厚度約15厘米至20厘米，飾四葉紋、云紋和幾何形紋。20世紀80年代中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壽縣柏家臺子發掘了一處戰國晚期的建筑遺址，面積達數千平方米，出土的磚瓦形體大而花紋美，表明這個遺跡可能是楚宮的廢墟。根據《壽春城遺址遙感調查的新收獲》一文介紹：壽郢故城遺址在今壽縣城東南，依山繞水，周長20.90公里，面積26.35平方公里，規模比栽郢大很多，在七國都城只亞于燕下都。
安徽境內戰國晚期的楚墓出土的玉器較多，其中長豐楚墓尤盛。這些玉器大都出自中小型墓，然而雕琢精細，花紋華麗，與北方諸國同期的玉器相比，毫不遜色。可見戰國中晚期楚國貴族奢靡到何種程度了。
《長沙楚墓》一書對長沙909座楚墓中的器物進行分析后，總結出了戰國晚期楚墓的幾個特點。其一，玻璃器大量出現，尤以玻璃壁和玻璃管居多。從909座楚墓中，出土了單色玻璃壁47片，彩色玻璃管64件。這是郢都一帶極為罕見的器物。其二，音樂器物的大量出土，即“琴”，這是雅的樂器。楚人極愛鼓琴，因而出土楚瑟頗豐。其三，虎子的大量涌現，這是俗的器物。虎子即溲，近代俗稱夜壺。即使是這樣的俗物，也被楚人設計和雕琢得栩栩如生。
通過以上考古資料可以看出，論實力，楚優于秦，一是地大物博，二是百姓富足，三是資源豐富，四是技術先進。但自從楚人棄守栽郢后，楚文化就進入了滯緩期，守成有余但創新不足，進步十分緩慢，就像落日一樣，在燦爛中盡顯夕陽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