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父母擠在9平米的房間里，睡覺就躺在一張行軍床上，總想著上方的壁柜會不會掉下來，這是年輕時的李慧英對居住空間突然被壓縮的記憶。
收縮出現在小哥哥結婚后，家里的一間房因此分出去了。李慧英感受到家庭對待女兒和兒子的分別心，來到城市的父母保留著農村的觀念：女兒要出嫁，兒子要娶妻，家里的房子要留給兒子。
后來做婦女研究時，李慧英接觸到農村出嫁女。她們和外村或外組的男性步入婚姻后，從自己的娘家被分離出去。即便這些女性因為種種原因仍留在自家村內生活，村委會也不承認她們的村集體成員身份，會收走她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
一邊是過去的自己，在哥哥婚后與父母蝸居在小房間里，一邊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的農村出嫁女們，命運在此刻有了連接。
十個案子里，只有一件勝訴
李慧英是社會性別與公共政策研究學者、原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她所關注的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由來已久。
她記得，1998年全國婦聯組織研討會，有人提到，199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文件提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 ”政策對婦女產生了影響。
這一政策提倡，只要確定承包經營關系，就不要因為新增人口的變化而增減承包地。調查發現，很多婦女結婚后在丈夫的村里作為新增人口變得沒有土地了，她留在娘家，村里又不同意。
法律工作者也在接案中察覺到這一問題。從2004年起，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千千律所）就不斷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出嫁女的求助。她們說，“土地被征用后，分不到征地補償款”、“申請不到宅基地，沒法蓋房”、“結婚前有土地，結婚后土地被收回去了”。
千千律所的律師徐維華對出嫁女楊麗華的案子印象深刻，這起案子是李慧英做田野調查時留意到后介紹給千千律所的。
1993年，湖北洪湖市柏枝村的楊麗華和外村丈夫結婚，婚后夫婦倆就留在柏枝村生活。丈夫是城鎮戶口，當時楊麗華無法把戶口遷去，就保留在了原村。到了第二年，村里分魚分肉時，楊麗華的份額就沒了，被告知“嫁了的女兒沒有”。
按照村里的規定，男性結婚，村里分兩間宅基地，出嫁女沒有。村里以她出嫁后失去本村村民身份為由，剝奪了她的配股分紅權。在村子里，與她情況相似的，還有另外37位出嫁女。
楊麗華在村里待不下去，就多年在外打工。
了解楊麗華等出嫁女的情況后，徐維華先去找了市領導反映問題，沒成。她又從市里跑到村里，聯系上村支書，她記得，對方當時說出嫁女在村里賴著不走，就是跟村里人爭地、爭財產。
在湖北洪湖為出嫁女爭取集體收益分配權 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隨著農村人口增長，既有的土地資源變得緊張。村集體默認女性婚后“從夫居”，參與分配對方村中的資產，如果女性婚后戶口沒有遷出，她的子女也會來參與村集體的經濟分配，那出嫁女“兩頭占”，就影響了其他村民的利益，由此大多數村民排斥出嫁女這一群體，反對出嫁女享受同等待遇。
事實上，也有不少農村女性在婚后遭遇“兩頭空”，由于各種原因留在娘家，她們漸漸失去了村民身份和權利。
2014年4月，徐維華幫助楊麗華為首的出嫁女們遞了訴狀。當地法院還從未立過此類案件，法院接收材料的工作人員稱要請示領導，沒有馬上給她回復。
另一邊，楊麗華找到了湖北省婦聯。案件一審前，省婦聯權益部的幾位工作人員到法院進行溝通，參與了一審旁聽。
一審法院認為，村民委員會與上訴人之間的糾紛，法院不應當受理，二審維持一審結果，再審申請亦被駁回。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書上寫道，（此案）“屬農村公共事務管理的范疇，不屬于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應由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處理。”
楊麗華等人的二審、再審申請裁判文書
楊麗華等人的二審、再審申請裁判文書
千千律所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項目負責人林麗霞說，20年來，律所受理的3000多起農村女性土地權益投訴，勝訴的占一成，更多是敗訴或法院不受理。她表示，法院一般認為沒有明確的法律或規定，不能受理，或者說集體收益的分配應該遵從村規民約。
一般而言，村規民約主要由男性村干部和村民代表來制定，而他們和出嫁女之間是有利益沖突的。林麗霞說，留在村里的“出嫁女”是少數群體，她們不分或少分資源，男性村民就可以多分。
勝訴的案子，執行起來也是難題
對于一些出嫁女的權益訴求，林麗霞認為，法院并非無能為力。
2006年，內蒙古呼和浩特沙梁村的28位出嫁女將村委會起訴至法院。當時村里每個人可以享有1.5畝地、一套住宅房、一套70平米左右的商鋪，可她們沒有。
為了解決糾紛，法院在判決時適用《民法通則》的公平原則、類推判斷的民法理論——法院認為該案中的28名出嫁女除性別以外，其他條件和男性村民都相等，所以也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這一判例在2007年被選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選》。有時候，即使案子勝訴了，執行起來也是難題。
有次徐維華和林麗霞去湖南的一個村，那里有條規定，女性超過28歲不享有村民待遇。但經起訴后，法院支持了兩個維權女性，每人可以分到2000多元，村里不愿執行。法院去強制執行時，村里又說賬戶里沒錢。
維權女性和律師在鄉鎮財政所查賬后，發現有300萬的錢款落在村里一個村民頭上，不在村集體賬上。后來他們得知，有村民此前去鄉鎮鬧過，說如果鄉鎮政府把他們的錢執行了，就糾集人來鄉鎮政府鬧事。
另外一起案子發生在山東菏澤鄄城縣，有位外嫁來的女性起初分到了地，丈夫與她離婚后離開了老家，她就帶著兩個不受婆家待見的女兒繼續留在了村里。一晃30多年過去，她的前夫突然帶著再婚的妻子和兒子回村了，于是村里把原本屬于她們母女三人的租地款都剝奪了。然而這起案子2022年和2023年獲得的勝訴判決，至今仍未執行到位。
和當事人一起維權，律師們見到了維權過程給這些女性帶來的影響。
林麗霞印象深刻的，有一位農村出嫁女維權聯盟的領頭人王洪英。她在維權過程中，家里反對聲很大，她離婚了，又得了乳腺癌。她原本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性，如今租房居住，她感覺自己一無所有，有時會自怨自艾。林麗霞說，“當這些失去土地的婦女站出來維權時，她們往往會變成一個家庭、一個村莊的敵人。”有的出嫁女住在村里，一出門村里人就會說三道四，村里連收垃圾也不收她家的；還有人被村民扒了口糧田。
不僅是出嫁女在村里受到敵視的目光，在幫助她們維權時，律師也受村里質疑。2006年左右，律師郭建梅在河南為出嫁女和村集體協商，沒談攏，當地一些男性村民開始揮舞著棒子示威。類似的事，徐維華也遇到過。
千千律所律師郭建梅在廣東辦理農村婦女土地權案件
有時林麗霞和千千的其他人也會勸出嫁女不要維權了，因為她看到不少女性從黑發到白發，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律師們勸她們當路走不通時，不妨先放下，先把工作、生活弄好，再尋找時機維權，但她們很執著。
林麗霞聽心理專家講過——權利受到侵害會造成心理創傷，“為什么很多人在維權過程中表現出有點偏執的態度？就是因為她們內心受到了創傷，覺得很不公平。”
來找到千千律所的出嫁女多數是一審二審都敗訴了。林麗霞說，對于來求助的都會盡力去幫助，如果解決不了，能夠傾聽她們的故事，認同她們的訴求，這也是對她們的一種支持。
審理意見與村規民約
除了接手個案，幫助具體的女性，千千律所和李慧英也嘗試過改變一些外部環境，比如在各地法院審理意見與村規民約里尋找內部松動的可能。
2006年起，千千所開始嘗試通過一些項目試點，與地方婦聯、地方政府或法院合作，制定相關政策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這一計劃陸續在河北、湖南、內蒙古、黑龍江、江蘇等地開展。
獲知陜西西安中級人民法院在2004年出臺過關于審理農村集體糾紛、集體收益分配糾紛的審理意見，千千把這一法院的副院長請到了河北邢臺中院的會議上參與研討。
林麗霞回憶，邢臺中院當時的審判長馬維東一開始認為此類案子法院不該受理，在研討時和請來的嘉賓有諸多爭論，但經歷多場專家研討后，認識發生了變化，認為這確實對女性不公平，不能因為觀念問題限制婦女權利。
2010年初，邢臺中院出臺《關于審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次在審理意見中對“農嫁女”進行集體成員認定，而成員資格正是享受成員待遇的前提條件。
邢臺的規定出來后，當地此類糾紛數量下降了60%。
后來林麗霞了解到，安徽省高院、天津市高院、重慶市高院、海南省高院等也相繼出臺了這類規定。2015年，四川農業廳也制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指導意見。
李慧英則嘗試推動一些地方修訂村規民約。
2015年，李慧英（左四）在河北邯鄲農村進行婦女土地權益與修訂村規民約交流
她牽頭的課題組與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的梁軍團隊在河南周山村率先試點。當時周山村有干部說，女的結婚到男人家天經地義，男人是根，男的在哪女人就在哪。李慧英記得，在和持反對意見的人溝通時，梁軍組織村民進行討論，比如讓他們自己算媳婦和女兒分別享有什么待遇。村里的人發現各地村規民約有所不同，有嫁來的媳婦可能會兩邊得利益，而周山村的女兒出嫁卻會遭遇“兩頭空”。這讓他們發現了其中的不公，原先的觀念也受到了挑戰。
2009年3月，梁軍正在給周山村的村規民約修訂成員進行培訓
周山村于2009年頒布了我國首部體現性別平等的村規民約，逐步將村民待遇的主體范圍擴大到招婿家庭、婚出婦女、因離婚或喪偶將戶口遷回本村的婦女及其子女等。
后來，黑龍江婦聯借鑒周山村案例，在全省農村推動村規民約修訂，維護婦女土地權益。千千律所在為出嫁女代理訴訟的同時，也與地方婦聯合作，選點修訂村規民約。
女性幫助女性
出嫁女們或是沒有退路，或是為了孩子，持續地在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上前行。與之并肩的婦女工作者們，她們為何能持續關注和行動？
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徐維華當時被安排在一個維護婦女權益的論壇做秘書長。李慧英也參加了，她在“婦女研究在中國”論壇上做主旨發言。
1996年，李慧英到河南參加學術會議，聽課受到震動，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發現中國很多女性主義學者把學術研究和人生交織在一起。
她剛開始在中央黨校做婦女研究，周圍人不理解，世婦會已經結束了，為什么還要做婦女研究，但她覺得婦女研究使得人生充實，可以發揮人的主動性，推進男女平等。
上世紀90年代末，李慧英承接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的項目，與其他五位專家共同撰寫了《社會性別與發展培訓手冊》。那時，她大量接觸到西方社會性別的內容，“社會性別突出了權利，人的自主性、人的主體性。人要知道自己的權利在哪，要去爭取這個權利。”對婦女研究的濃厚興趣是李慧英關注出嫁女土地權的動力之一。
2013年春節后的一天，李慧英接觸到十幾個出嫁女，都是結婚以后在娘家生產、生活，但是丈夫、孩子的戶口不能進入村莊，沒有自己的宅基地，承包地征收了，卻得不到征地補償款以及回遷房，不得不凈身出村。
座談會上，她們說，一旦爭取自己的權益，是沒有退路的，父母不支持，村民和村干部反對，必須下狠心，姐妹們相互支持、堅持到底！聲音蘊藏的力量進入李慧英心里，婦女在她面前不再是抽象的集體，而是具體鮮活的個體。她長期和不少出嫁女保持著聯系。
她的力量還來自于修訂村規民約帶來的改變。2012年8月，李慧英來到黑龍江，哈爾濱市衛星村女書記帶領村民修訂村規民約，解決了出嫁女和上門女婿的土地權。此事讓她相信，爭取會帶來改變。
徐維華上世紀80年代初即在全國婦聯的法律顧問處工作，為那些因家暴而反殺丈夫的女性奔走。
徐維華
她過去有四年在農村里干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她對土地有感情，更對生活在土地上的具體的人有感情，“我覺得經濟發展起來，土地成為一種貨幣，法庭上（村委）這些人為了自己生活更好一點，不顧姐妹，在利益面前把感情淡化了。”
徐維華認為這一代出嫁女和上一代不太一樣，可能接受過教育，有學問，有思想，更重視個人權利。比如諸暨出嫁女周保利，“她是這個地方生養的人，大學畢業后回來這片土地，在此成家立業，但是被當作異類。”
今年74歲的她仍在千千律所工作，覺得只要自己還思路清晰，論證過程有理有據，就會繼續站在法庭上，為權益受損的女性辯護下去。
林麗霞在加入千千律所之前，當了6年的中學老師。她覺得在婦女維權機構工作很有意義，從2010年開始做農村婦女土地權的項目，就一直做到現在。
“現在相較于五年、十年前改村規民約更困難了。”她說，千千很難找合作伙伴，開展項目受到很多限制，代理的很多案件不了了之，“一些出嫁女都走完了所有信訪程序和訴訟程序，但最后都沒解決問題”。
林麗霞參加聯合國第56屆婦女地位委員會，主題為農村婦女、賦權、減貧和農村發展。
2016年到2018年，林麗霞感覺“好像完全找不到路”，甚至不想再關注這個議題。但她又想，如果自己不做了，出嫁女們獲得的支持就更少了。她們一直給出嫁女提供免費法律服務，辦理案件時，不僅不收律師費，連交通費和食宿費都基本上是自擔，遇到條件很困難的出嫁女，有時還會請她們吃飯。
到2018年，兩會代表提出相關議題，林麗霞感覺又看到了希望。2022年，林麗霞在“一席”平臺講了出嫁女的話題，受到很多媒體關注，話題討論度變高。
7503份力量
還有一個希望點在于爭取立法變化，這件事李慧英在做，千千律所、出嫁女們也在做。
2022年底，集體經濟組織法第一次征求意見稿發布，李慧英覺得意見稿第一次對成員資格予以界定，填補了公共政策的一項空白，但出嫁女仍未納入成員分類，她與千千律所聯手一起提交立法修改意見稿，7000多位婦女通過網絡反饋意見。
2023年12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二次審議稿）》公布。其中，第十二條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認交給了成員大會多數表決。
林麗霞不認可這一條規定，她認為“出嫁女和其他村民存在利益沖突關系，讓多數人去表決少數人的權利，這不符合邏輯和法理。”
李慧英撰寫了立法建議，內容包括通過國家立法對集體成員資格予以界定；對成員進行具體分類，將離異婦女、喪偶婦女以及出嫁女納入其中；將群眾認可改為依法確認成員資格。這個立法建議后來被轉交給了全國人大法工委。
除了第十二條，千千團隊對草案中涉及農村女性權益的其它條款也提出了修改意見，還整理出了簡明版本，發給出嫁女群體，以便她們能更好地理解草案原文和建議的內容。
在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期間，出嫁女們表現得很積極，不僅自己，還動員家人、朋友通過網絡和郵寄方式提交建議，不會用手機或電腦的就找外人幫忙，有些女性在郵寄時還會附上自己的信訪答復或判決書，希望立法者對她們的真實情況和處境有更深入的了解。
這一次，農村婦女、婦女工作者、婦女研究者，共計7503人提交立法建議，反饋15700條意見。
今年6月，經過第三次審議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通過，該法將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林麗霞驚喜地發現，無論是兩會代表，還是專家學者和千千團隊的努力都沒有白費。千千所提出的建議中，除了針對草案第十二條的建議未被完全采納外，其它建議大部分都被采納了。
法條中還增加了新規定，確認成員身份時侵害婦女合法權益，導致社會公共利益受損的，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依法提起公益訴訟。
數十年來，不少出嫁女和她們身后的婦女工作者仍在為這一議題奔走。很多女性帶著共情、帶著力量，支持和托舉其他女性，也在托舉女性的整體處境。
李慧英記得梁軍說過，“我們就是哪里有縫就一點一點往里拱，給它拱得大一點。”她深深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