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魯迅文學獎得主李修文長篇新作《猛虎下山》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并于鼓樓西劇場舉辦了以“叢林人生，猛虎下山”為主題的新書發布會。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導演寧浩、演員廖凡、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作者李修文和評論家叢治辰出席活動。

發布會現場

《猛虎下山》以1990年代末為背景，李修文回到歷史和記憶的深處，打撈那些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田野調查通過象征、變形的文學藝術手法轉化成一部顯影人性幽微的人間戲劇。

李修文自述，在寫完一批中短篇小說和兩部長篇小說之后，“我的寫作和我能夠感受到的經歷，或者說我認識到的生活是完全脫節的。我沒有辦法寫出一個日常生活當中可以碰到的有名有姓的人，我明明被他的生活所打動，我明明能夠感受到他在那個年代里的浮沉，但是好像我們的美學或敘事總是不能清晰有力地呈現出一個我們認識的人。”

最近的幾年間，李修文做過編劇、文學策劃，也做過監制，這些經歷給他帶來了一個從來沒有想象過的改變，“讓我踏足了從前我的審美和想象沒有抵達過的生活，認識了從來不可能去認識的人。”

《猛虎下山》書影

《猛虎下山》這個故事的起源于李修文這些年間去過的許多工業廢墟，煉鋼廠、煉油廠、機械廠，“這些工廠全都荒廢了，但是它們都曾希望能通過各種改造迎來拯救，事實上沒有什么用，最終只能偃旗息鼓。而當年的那批工人，那些承受過痛苦的人們，變成了失蹤者。當我有機會和他們在一起，聽他們像白發宮女一樣講述著前朝舊事，我還是能夠跟他們深深地共情，原來每個人都攜帶著一部自己的史詩。 ”

在《猛虎下山》中，來自山下煉鋼廠的主人公與山中猛虎從相互較量到融為一體，以新的敘事視角，并融入話本傳奇、戲曲等中國古典藝術元素。

李修文形容自己的創作是“身經”，在人間趕路，萬物格我，我格萬物，說的是人世間的種種遭遇塑造了我，塑造了自己的寫作。他說：“要拿出力氣來，結結實實地活下去，在活里寫，在寫里活，寫什么人，就去眼見為實，寫什么地，就去安營扎寨。”

在出版《滴淚痣》《捆綁上天堂》兩部長篇小說之后，李修文遍歷生活，以二十余年的“身經”，做編劇，做電影監制、文學策劃，做作協主席，在大學執教，在路上與各種各樣的人相遇，尋找到屬于自己的語言和句子，出版多部散文集《致江東父老》《山河袈裟》《詩來見我》等。長篇小說是時間的藝術，李修文將眾多“身經”寫進這部小說。

寧浩與李修文是多年的藝術摯友，兩人興趣相投，愛好看樹，常常會去全國各地找一棵樹看一會兒。李修文說：“沒有寧浩，就沒有這部小說。”在《猛虎下山》有創作之意時，寧浩就鼓勵李修文將它寫出來，沒想到一等就是十年。直到寧浩說不能再拖了，二人去到貴州水城老三線的鋼鐵廠考察。眼見過去轟隆作響的車間，現在則是荒草叢生的廢墟。工廠變成了廢墟，守望著的人還在。那些生命的辛酸苦樂，流離遷徙，都借由工人們的講述，再次進入李修文的血脈。那些過去的故事，不再是久遠縹緲的塵煙，而是一次次命運的轉折與回響。

“這種尊嚴感歷經磨難，但只要他們開始回憶，它就非常明白無誤地存在。”李修文談道。活著就是為了講述，尊嚴因為時間而愈顯光輝。即使過去荒草叢生，依然能發現莊重的自我。

重回小說家之路，李修文感嘆說，“我現在無時無刻不想寫小說”。當二十世紀末的劉豐收開始上山，當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李修文站在貴州老三線的鋼鐵廠，他們追尋著內心的猛虎，個體與個體的遙遙相望，個體與時代的狹路相逢。

今天，我們的生活面臨著種種挑戰，生活、工作的不確定性隨時在考驗著我們，當大廠裁員潮發生，當面對現實生活的難題，絕地逢生、迎難而上還是束手就擒？這是《猛虎下山》中主人公劉豐收的人生關隘，也是每個人人生中都必須穿過的命運窄門。

“生命的熱情循環往復，最終又歸于竹籃打水，雖然我們常常畫地為牢，可是每當面臨一場場具體的戰斗，我們所付出的心力，在其中所受的損耗，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我們獨特的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就在這樣的處境中展開。”李修文談道。

從《水滸傳》中的“林沖夜奔”到《猛虎下山》中的“劉豐收上山”，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李修文創造出了一個我們精神、我們根本境遇中的原型，幾乎是中國傳統對于人，對于人的境遇，對于我們所面對、所遭遇、所不得不與之抗衡的命運之橫逆的原型。”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說：“《猛虎下山》開啟了李修文新的創作氣象。《猛虎下山》是一次美學形式上的創新，更打開了對人物形象的全新認知。”

李修文在談到對人物塑造時說：“今天我們的現代敘事認為當主人公受了欺負之后一定要反擊，要展開一個人的報復，一個人的歷險，但是在魯迅的故事中你發現這樣人物幾乎不怎么反抗，他就是在被動的步步退讓中、蒙混過關中，展開自己的應對方式，他不是那種英雄式的抗爭。許許多多時候我就是這樣的人，很多人也可能是這樣的人，而這種特質讓我確信了我筆下所寫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