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第二次兵臨城下，包圍了北宋都城開封。
閏十一月十八日，欽宗遣人追尋北上議和的皇弟、康王趙構，詔令“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汪藻：《靖康要錄》，卷十三，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第1372頁）“盡起河北精兵入援”，希望趙構能以大元帥府名義召募兵馬，率兵勤王，拯救皇朝于危難之中。
十二月十六日，趙構一行抵達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大名府是北宋“四京”之一的“北京”，號“陪京”。（《宋史·職官七》）隨即在大名府辟置僚屬，除朝廷指定的陳遘、宗澤、汪伯彥之外，趙構又自作主張，以“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張愨，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黃潛善充大元帥府隨軍應副，徽猷閣、知信德府梁楊祖充大元帥府隨軍運使”，（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第537頁）“霸府僚屬”的規模和成員基本奠定，其中，張愨、梁揚祖都以擅長理財著稱，他們共同為“建炎中興”創造了經濟基礎。
“初，京城圍久，號令不通，王軍在相州，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天下申陳四集，取決霸府矣”。至此，大元帥府儼然已經成為開封城外北宋惟一的政治和權力中心，也奠定了南宋“建炎中興”的政治基礎與核心班底，在這個意義上，南宋史學家李心傳認為，“帥府建立，皆中興已后事跡張本”。（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只稱《要錄》，卷一，中華書局2013年12月第一版，第22頁）
“霸府，也叫霸朝，是權臣建立的控制皇帝和朝廷、作為國家實際權力中心的府屬機構”，（陶賢都：《魏晉南北朝霸府與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杜，2007年，第5頁）“霸府”作為一種權力機構和政治現象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
“（何?）為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請”，（《要錄》，第18頁）頒布詔令時，何?已經位至宰相，且在此期間，“宰相只一員”，可見何?是該計劃的始作俑者以及最終決策者。鑒于“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何?建請置大元帥府需要沖破重重阻礙，必然煞費苦心。
此外，“?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宋史》，卷三百五十三，《何?傳》，第11135頁）也是提請建置“四道總管府”的重要人物，“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四道總管府”在財政、用人和決策等各方面具備極大自主權，儼然已有唐末“藩鎮”之勢。
不過，朝廷指定的兵馬元帥陳遘被金兵圍困在中山府，始終無法抵達帥府，后又被部將殺害，副元帥宗澤也很快被排除在“霸府”之外，進而黃潛善、汪伯彥、張愨、梁揚祖最終成為“霸府僚屬”的核心人物，他們共同組成了趙構創業和復國的核心團隊。
時至今日，史學界對趙構的“霸府僚屬”及其在南宋初年政爭中諸般表現的關注和研究尚付闕如，事實上，這些人物在南、北宋之際的重要時刻登上歷史和政治舞臺，并且都與“大元帥府”以及“四總管府”的建請者何?存在盤根錯節的私人關系，按照宋人習慣，可以籠統地視為系出“同門”。
借用一句流行語，何?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宋高宗
二
《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黜降官六》載，宣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何?、吏部侍郎王時雍、中書舍人韓駒同日“奉祠”，“以三人俱元祐曲學故也”，《宋史·何?傳》進一步聚焦，“?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十一月三日，張愨、胡松年等人也以“朋附王黼，規搖時政”奉祠。同一日，王時雍、韓駒再除職。
何?，字文縝，仙井監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人及第”，是該榜狀元。韓駒，字子蒼，與何?同為仙井監人。王時雍是仁壽縣人，但仁壽縣是仙井監下轄二縣之一。仙井監與蘇軾家鄉眉山臨境、接壤，同屬四川，因此，何?、王時雍、韓駒與蘇軾都是名副其實的“鄉黨”。
崇寧五年，韓駒前往穎昌府（今河南許昌），問詩于蘇轍，蘇轍有《題韓駒秀才詩卷》，稱“韓駒詩似儲光曦”。（蘇轍：《欒城后集》，卷四；蘇籀：《雙溪集》，附《欒城遺言》）后來，“（何?）少問詩於韓子蒼”。韓駒文集《陵陽集》保留了韓駒《次韻何文縝種竹》、《次韻何文縝舍人后省致齋》以及《臣?以御畫鵲示臣，某謹再拜稽首賦詩》等詩，可見何?與韓駒關系密切。
由何?與韓駒的交游以及兩人與王時雍彼此進退出處及其相關時間線而論，何?、王時雍、韓駒大概和張愨、胡松年等人殊途同歸，同樣是以“朋附王黼”得罪，至于所謂“元祐曲學”（顯然指三蘇開創的“蘇學/蜀學”），不過是制詞中的隱晦借口而已。
事實上，韓駒、王時雍都和王黼有密切關系。四庫館臣為韓駒文集《陵陽集》撰寫《提要》，“晁公武《讀書志》謂：王黼嘗命駒題其家藏《太乙真人圖》，盛傳一時。今其詩具在，集中有‘玉堂學士今劉向’之句，推許甚至。劉克莊謂子蒼諸人自鬻其技，至貴顯，蓋指此類。”所謂“自鬻其技”的對象必為王黼無疑，原詩即《題王內翰家李伯時畫〈太一姑射圖〉二首》，可見韓駒和王黼相交已久，當時，王黼尚為翰林學士（“內翰”），而且，韓駒還與王黼內兄葛次仲屢有詩文唱和。《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七）亦載王時雍依附王黼，“王黼當國，時雍專為鄉人納賂求差遣，時人謂之‘三川牙郎’”。
但何?與王黼一黨的關系要復雜很多。何?是徽宗政和五年榜狀元，是年，王黼權知貢舉，是何?的座主，何?則是王黼的門生，何?《賀左丞相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卷八）所賀“左丞相”或即王黼，但“（宣和六年）十一月丙子，太傅王黼致仕，用中丞何?疏也”。丙子，即初三日，是日，王黼垮臺，其黨羽和爪牙王時雍、韓駒、張愨、胡松年等人一起被逐出朝廷，唯有何?搖身一變，成為擊垮王黼一黨的關鍵人物。
何?反戈一擊，首先當源自宋徽宗授意，“上于是怒黼”，（《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或論?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徽宗）留為御史中丞，論王黼奸邪專橫十五罪……?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亦以徽猷閣待制知泰州”。（《宋史·何?傳》）
當然，宣和六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的這次重大人事變動，還源于蔡攸、李邦彥與王黼之間的權力斗爭，“（宣和）六年，李邦彥密結蔡攸，令譖黼而罷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論黼奸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并罷”。（《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但關鍵時刻，何?寧愿改換門庭，被李邦彥、蔡攸當槍使，或許受到昔日舉主王安中以及王安中與李邦彥關系影響。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今河北人，“少時曾師事蘇軾于定武”，（四庫館臣《初寮集》提要）楊萬里更稱王安中“為東坡之別子”。（楊萬里：《誠齋集》，卷一百）史稱，“（王安中）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可見，王安中在王黼、蔡攸兩黨之間首鼠兩端，見風使舵。
王安中更與李邦彥交游頻密，不時有詩詞唱和。李邦彥，字士美，王安中文集《初寮集》保留《虞美人·贈李士美》一詞，另有《回李右丞復聞書》，亦是與李邦彥回書。寫作《虞美人》時，王安中和李邦彥大概還是學士院同僚，王安中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李邦彥為翰林學士，是王安中下屬。宣和元年十一月戊辰，王安中自翰林學士承旨除尚書右丞，晉升執政，李邦彥或繼任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十一月丁丑，王安中再除尚書左丞，李邦彥也步王安中后塵，自翰林學士承旨除尚書右丞，兩人同省，再為同僚。
況且，從彼此升遷次第來看，李邦彥顯然受王安中提攜。有王安中與李邦彥的這層關系在先，王黼一黨垮臺之后，“（宣和七年）四月十一日，檢檢少傅、慶遠軍節度使王安中為檢校少師，充上清寶錄宮使，兼侍讀”。昔日王黼一黨中，唯有王安中不僅全身而退，且仍受“懋官之典”。
何?就出自王安中的門下，《初寮集》保留了王安中《舉何?自代書》一文，稱何?“學問醇深，識量高遠。端靖之操，士論所推”。時間大概在重和元年之前，期間，王安中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何?或因王安中“舉自代”，由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
今存《初寮集》找不出王安中與何?往來的其他信息，但兩人有共同的朋友圈，他們都和蘇軾次子蘇迨、幼子蘇過相識。向子諲《玉樓春（其二）》序表明，何?和蘇軾幼子蘇過相識，此外，何?還與蘇軾次子蘇迨共同參與張元干發起的《宣政間名賢題跋》活動。王安中與蘇迨、蘇過也不陌生，“始東坡帥定武，安中未弱冠，猶及師事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當時，蘇迨和蘇過隨行，他們都比王安中略大幾歲，三人應該人早已相識。（蘇過：《蘇過詩文編年箋注》，《附錄：蘇過年譜》，中華書局，2012年，第988頁）可見，王安中與何?存在共同朋友圈，而且有蘇軾及其二子這一共同的情感紐帶，或許，這就是何?出入王安中門下的重要原因。
三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欽宗即位，是時，李邦彥為次相。次年，靖康元年正月辛未（初十），李邦彥再除太宰兼門下侍郎，成為當朝首相。
正月二日，何?因“論王黼”在先，得以入朝，再除御史中丞。同日，國子祭酒謝克家、起居舍人唐重并除左諫議大夫，國子司業孫覿除侍御史，任諒知京兆府。史有明文，謝克家、孫覿均由李邦彥援引，（《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四）是何?的屬下，三人都是掌控輿論和監察的臺諫官。唐重、任諒都是四川眉山人，何?“鄉黨”，謝克家和王安中相交于微時，兩人時有詩文唱和，孫覿既和謝克家是同僚，又和李邦彥是兒女親家，（孫覿：《內簡尺牘》，卷七，《與鄭大資·第八》，李祖堯注）以上人員除授大概都出自李邦彥之力。
是年，閏十一月一日，何?守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也登庸拜相，成為北宋最后的一位宰相，同樣離不開所屬群體的力量，這個群體是以鄉黨、同年、姻親、僚屬以及師友關系為紐帶相互結合而成的。
前任宰相徐處仁為自己辯白時坦言，“（蔡）京與鄭居中、王黼相繼當國，各立說以相傾，凡二十余年，搢紳士大夫……未有不經此三人除用者”。（《靖康要錄》，卷九）尤其是蔡京、王黼長期把持著讀書人仕進和躍遷的通路，任何想在官場或政壇施展抱負或謀取私利的人，都必須在兩黨之間選邊站隊，方可有機會躋身其中。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都與蔡京、王黼“志同道合”，卻不妨礙他們結成“同門”關系，黨同伐異，謀求上位。北宋末年，欽宗朝靖康政爭，正是徽宗朝宣和政爭的余脈和延續，蔡、王兩黨交爭的背后還隱伏著宋欽宗與皇弟鄆王楷之間的奪嫡之爭。
二月十四日，“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論列太宰李邦彥、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蔡懋皆罷，以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唐恪同知樞密院，李梲為尚書右丞”。
“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而吳敏、李綱、徐處仁、唐恪均被指為蔡京黨人。李邦彥、王孝迪同日遭罷免，吳敏、李綱、徐處仁、唐恪卻在同日拜相或晉升執政，意味著蔡京余黨全面掌權。
迫使李邦彥罷相的關鍵契機是史上著名的太學生伏闕事件，攻擊李邦彥、王孝迪的陳公輔恰是伏闕事件的組織者之一，他們明顯依附李綱一黨，“公輔乃二月五日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綱遂使其黨張燾、馮楫、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眾聽，唱為伏闕之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四、五十五）雖無證據表明蔡懋與李邦彥有連，但蔡懋也要求懲治參與伏闕的太學生，因此，一起被罷免。（《靖康要錄》，卷二）
事實上，吳敏、李綱等人能迅速翻轉乾坤，伏筆在于徽、欽二帝皇權嬗替之際的意外變故。宣和末年，徽宗“嘗招收張玨”，金人“乃以為釁”，以此為借口南下侵宋，徽宗有意避禍存身，“某即遜位，避罪南去”，（《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蔡京父子“釣探先旨”，揣知徽宗“旨意”，卻“令敏投隙為之”，授意門人吳敏、李綱“預大議于禁中”，“協建大策，贊成內禪”，“建請上皇遜位”，于欽宗有“定策之勛”。（《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六）作為政治酬庸，吳敏、李綱等人暫時占據上風。隨即，他們又積極援引共同好友許翰以及蔡京父子的爪牙聶昌等為執政。
李綱及其黨羽“群小交口稱道，為有定策之勛”，卻進一步觸動欽宗敏感、脆弱的神經。太學生吳若等人指責吳敏、李綱“饕天之力，以為己功”。（《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一）言外之意，李綱此舉等同于否認了徽宗本人對欽宗的認可和肯定，欽宗即位并非所謂“天命攸歸”，這對于在與皇弟、鄆王楷角逐大位的長跑中始終處于弱勢的欽宗而言，無疑削弱甚至威及其皇權的合法性，這給了政敵將蔡京黨羽一網打盡的契機。
八月乙未（初二），徐處仁、吳敏同日罷相，戊午（二十五日），許翰罷，九月丁丑（十四日），李綱罷。九月十一日，欽宗便親自下詔，否認吳敏、李綱所謂“定策之勛”，同時，進行自我辯護，“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余年，上皇畀付之意，既已大定”，“以此知敏未嘗建言，但攸引入，與為他謀，上皇獨斷而為此，吳敏乃以為己功，可乎？”（《靖康要錄》，卷十一）
在鏟除蔡京及其黨羽的過程中，朝中勢力開始重新結構、整合，率先對蔡京及李綱黨人發起攻擊的，正是與李邦彥、王安中等人關系密切的孫覿，臨門一腳，最終攻去徐處仁、吳敏的，是御史中丞李回率僚屬、侍御史秦檜以及監察御史范宗尹，三人“具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為不和事”，（汪藻：《靖康要錄》，卷十，第1048頁）引起欽宗反感。
李回對徐處仁、吳敏窮追猛打，“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不聞有善譽也”，“少宰吳敏……與蔡京結為死黨”，（徐自明：《宋宰輔編年校補》，卷之十三，中華書局，1986年，第855-856頁）徐處仁、吳敏罷宰相同日，李回簽書樞密院事，同時晉升執政。（《靖康要錄》，卷十）
事實上，靖康元年三月十一日，李回入朝，并除禮部侍郎，是與韓駒再除中書舍人以及張愨除戶部侍郎同日任命的。李回，字少愚，與秦檜同為南京人，而且，韓駒、孫覿兩人都和李回有往來，（韓駒：《陵陽集》，卷二，《李少愚母挽詩》；孫覿：《鴻慶居士集》，卷十一，《與李少愚樞密書》）因此，李回入朝，或有李邦彥、何?等人的幕后提攜。秦檜與何?是科場同年，兩人同為政和五年進士，因此，李回和秦檜等人攻去宰相徐處仁、吳敏，或許是對何?投桃報李。
同樣與蔡京一黨關系曖昧的唐恪，繼徐處仁、吳敏之后拜相，而唐恪罷相源于百官集議“割三鎮”與否，何?成為反對“割三鎮”的帶頭人，其他反對“割三鎮”的三十六名官員中，有案可稽的，孫傅“所論同蘇軾”，秦檜是何?同年，李若水與何?詩詞唱和，喻汝礪是四川仁壽人，宋齊愈是四川臨邛人，馮澥是四川安岳人，他們都是何?“鄉黨”，而且馮澥“為文師蘇軾”，宋齊愈與同為四川人的張浚是“至交”，“尚書右丞何?薦公（即張浚）”，（朱熹：《張忠獻公浚行狀》，《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巻五十五）而且，張浚曾受學于蘇軾侄孫蘇元老，由此推斷，反對“割三鎮”官員應該大都屬于同一陣營，且關系密切。
最終，欽宗接受了何?“固守三鎮”的建議，唐恪也隨之出局。閏十一月一日，何?拜相，同一天，便以大名尹張愨取代趙野，繼任北道都總管，另一四川眉山人孫昭遠取代張杲，繼任西道副總管。前一天，宰相唐恪已“乞出”，因此，張愨與孫昭遠除授，必然都出自何?籌劃。在此前后，與何?一同入朝，且曾為其屬下的眉山人唐重接替另一眉山人任諒，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馬步軍都總管、知京兆府（治今西安），成為鎮守關中的“帥臣”，而長安一再被當作皇帝可能“西巡”的目的地。
此外，西道都總管王襄、南道都總管張叔夜、東道副總管朱勝非同樣與何?、王安中存在某種關聯。王安中曾入張近幕府，張近是張叔夜長兄，（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十九，《吳夫人墓志銘》）王襄和蘇軾及蘇過父子都有詩文唱和，因此，何?與王襄想必不陌生，朱勝非與孫覿交游，其妻鄧氏與秦檜夫人王氏以及著名女詞人李清照是表姐妹，韓駒和李清照之夫趙明誠時有詩文唱和。
至此，無論是在朝廷，還是在地方，這些占據一席之地的重要官員逐漸聚攏在何?的周圍，而唯何?馬首是瞻的這股政治勢力儼然接盤整個北宋王朝的中樞機構和主要的戰略要地，一些控扼地方的重要黨羽隨后順利成為趙構“霸府僚屬”的核心成員。
半個月后，閏十一月十八日，何?建請以康王趙構為兵馬大元帥。次日，康王一行北上，抵達相州。同一天，朝廷再以汪伯彥知相州，主管真定府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四）“相州實屯重兵處”；（《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十，第5116頁）陳遘改知中山府兼中山府路安撫司、馬步軍都總管，必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靖康要錄》，卷十，第1037頁）八月己未（二日）何?除中書侍郎。毋庸置疑，陳遘、汪伯彥先被授予河北兩路“帥臣”的重要位置，是他們得以充兵馬元帥和副元帥的前提與基礎，這一安排同樣無法排除何?的安排。
十二月十四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如大名府”，趙構一行輾轉抵達當時的大名府，駐守大名府的北道都總管張愨與副總管顏岐“率官吏、軍民出郊以迎”，隨即，趙構以張愨“充大元帥府隨軍應副”，顏岐“充大元帥府參議”，繼陳遘、汪伯彥等人之后，張愨、顏岐也成為“霸府僚屬”之一。
“愨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箋勸進”，（《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張愨傳》，第11347頁）張愨、顏岐又率先成為勸進趙構稱帝的急先鋒。建炎元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為皇帝。
同日，汪伯彥由大元帥府兵馬副元帥除同知樞密院事。六月戊寅，再除知樞密院事。六月癸亥，張愨接替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七月壬寅，黃潛善為尚書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中書侍郎、御營使。十一月乙未，張愨再除尚書左丞，仍兼御營副使，同一天，顏岐接替張愨同知樞密院事。黃潛善、汪伯彥、張愨、顏岐四人都因為“隨龍”和擁戴之功，晉升宰相或執政，后來，與這一圈子關系密切的范宗尹、呂頤浩和朱勝非都相繼成為南宋初年宰相。
四
“霸府僚屬”中，黃潛善與王安中是同年，他們和王時雍三人同為元符三年榜進士，而汪伯彥、顏岐、權邦彥都與何?一樣先后由王安中“舉自代”，因此，“（汪伯彥、黃潛善）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九）可見，黃潛善、汪伯彥得以“隨龍”，都曾受益于各自王安中進而與何?的關系。
此外，韓駒也和王安中交游往來，《陵陽集》收錄《送王左丞宣撫河北》一詩，即是證明。宣和五年正月辛酉，王安中自尚書左丞為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此外，王安中還曾出入梁子美幕府，與梁氏昆仲俱有往來，“霸府僚屬”中的梁揚祖即梁子美第五子，梁子美第三女嫁給蘇轍長子遲。（郭凱冉：《〈宋故少保梁公神道碑〉疏證》，上海大學2022年碩士論文）
陳遘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等人。（王偁：《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九，《陳遘傳》）另外，“權邦彥與張慤同鄉，且為葭莩之親”。綜上所述，無論是“霸府”的肇始者何?，還是先后加入的“霸府僚屬”的核心成員陳遘、黃潛善、汪伯彥、張愨、梁揚祖等人私下早已抱成團，形成一個相互交游的小團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霸府僚屬”既定成員中，唯一被排除在外的宗澤，很可能與李綱往來密切。李綱幼年時期，其父李夔加入呂惠卿幕府，隨呂惠卿先后知大名府、延安府，（楊時：《李修撰墓志銘》，《楊時集》，第808）李綱始終隨行。（趙效宣：《李綱年譜長編》，中國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年，第8頁）在大名府期間，李夔與宗澤一度為同僚，李綱應與宗澤相識。紹圣二年，李綱十三歲，呂惠卿移知延安府，“欲辟公（即宗澤）置幕府，公辭不就”，（宗澤：《宗澤集》，附《遺事》）盡管宗澤未能繼續與李夔同僚，但宗澤在靖康間才得以重用或與李綱的這段淵源有關，也成為宗澤唯一被排除在外的原因。
同樣，張邦昌僭偽不久，就迫于形勢，轉而向趙構輸誠，而張邦昌之所以先后派馮澥、李回、謝克家前往大元帥府，奉迎趙構復辟，恐怕同樣源自馮澥、李回、謝克家等人與“霸府僚屬”的深厚淵源，這一點，從張邦昌派趙野外甥黎確使趙野，翁彥國甥婿陳戩使翁彥國，劉光世門生汪湘使劉光世，（《靖康要錄》，卷十六）即可見一斑，二者是一脈相承的，而且，馮澥“康邸舊人也”，（《宋宰輔編年校補》，卷之十四）原本就與趙構頗有淵源。
事實上，趙構“習射于鄆王府”，其母韋賢妃“侍鄭皇后”，鄆王楷生母王貴妃與鄭皇后系出“同門”，俱為向太后押班，因此，趙構當與鄆王楷關系密切，而“鄆王楷有寵，（王）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盡管何?曾經“論王黼”，但他畢竟曾經“朋附王黼”，因此，自然與鄆王楷乃至康王構一系淵源有自。何況，時移事異，共同利益也使得何?黨羽迅速集結在康王構麾下，進而成為趙構“建炎中興”的骨干。
另一方面，這些“霸府僚屬”驟然發跡于“靖康之變”特殊背景下的時局變幻之際，“新擢執政，人望未孚”，而趙構創業、復國之初，需要“整皇綱于既壞之余，張國勢于中微之際”，不得不求助于“靖康舊臣”李綱，于是，李綱暫時得以還朝拜相，引用黨羽，右司諫潘良貴以及“右正言鄧肅，李綱所善也”，將以何?黨羽為主的靖康圍城中的開封留守官員，統統冠以“叛臣”之名，“若用此，則一網而進”，“蓋附會綱意也”。（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之十四，第892頁）
結果，王時雍等人相繼被黜責，宋齊愈被處死，受何?薦引，并與宋齊愈為“至交”的張浚“首論綱罪，綱遂罷相”，而李綱入相僅四個月便黯然出局，從此，再與中樞無緣，新一輪的權力斗爭也將繼續上演，而率先攻擊蔡京一黨的孫覿就成為下一個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