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詩壇留下了眾多以貓為禮的酬答詩和唱和詩。如曾幾的《乞貓二首·其二》所述“江茗吳鹽雪不如，更令女手綴紅。小詩卻欠涪翁句，為問銜蟬聘得無”；章甫的《從賈倅乞貓》中寫道“渚宮茅屋住經年，墻壁苦遭群鼠穿。旋乞貍奴名去惡，中宵客枕得安眠”；李璜的《以二貓送張子賢·其一》中描述“家家入雪白于霜，更有倚鞍似鬧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黃庭堅的《謝周文之送貓兒》贊美“養得貍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簞未厭魚餐薄，四壁當令鼠穴空”；趙蕃的《謝彭沅陵送貓》感激“怪來米盡鼠忘遷，嚼嚙侵尋到簡編。珍重令君憐此意，不勞魚聘乞銜蟬”；陸游的《贈貓》表達“裹鹽迎得小貍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勛薄，寒無氈坐食無魚”；陳郁的《得貍奴》“穿魚新聘一銜蟬，人說貍花量直錢。舊日畜來多不捕，于今得此始安眼”。這些乞貓、贈貓、得貓詩，詩人對貓的描繪細膩而生動，將貓的形象融入詩篇，傳頌它們的美好品質，充滿了宋人對貓的喜愛與對小生命的敬畏。
聘貓儀式
宋人對貓的喜愛和尊重首先體現在“聘貓”儀式上。在這些特殊的儀式中，人們不再用“買”來形容貓，而是稱之為“聘”，貓既用聘，亦可言嫁，具體方法有“買魚穿柳”“裹鹽”“裹茗”等，此乃養貓者常談。聘者，以魚為禮，贈之以誠；嫁者，攜之以歸，承之以情。是故養貓者，不唯以魚為禮，更應心懷敬意與真誠。
據《貓苑貓乘》記載，宋代及以后完整的聘貓儀式大致是“相貓—選定日期—下聘行納貓契—迎貓回家—拜灶神、制貓廁—馴服安家”。（李妍穎《納貓民俗研究：基于范熱內普“過渡禮儀”理論》）
《類編歷法通書大全》所載“納貓”
選定良辰吉日：在宋代，朝廷會頒布大歷，出售小歷。歷法包含月序、日序等內容，涵蓋諸神方位、四大吉時、吉兇宜忌等部分。在民間，百姓行事皆需審慎選擇吉兇，遵循禁忌。《齊東野語·月忌》載：“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宋代民間傳統認為每月的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月忌日，各種事務均應避免在此期間進行。在正式聘貓之前，主人會選擇一個黃道吉日。納貓的吉日應優先考慮甲子、乙丑、丙午、丙辰、壬午、壬子、庚子。而天月德生炁日則應避免，同時也要避開飛廉、受死、驚走、歸忌等不利的日子。（《貓苑·名物》）
準備納貓契：主人會寫一份納貓契，首先要寫“東王公證見南不去，西王母證知北不游”作為見證；甚至會畫一只貓兒，圍繞貓兒契文中通常會寫明聘貓日期、貓的習性以及對它的期許，后題行契人。如宋元歷書載《貓兒契式》“一只貓兒是黑斑，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家長養，護持經卷在民間……倉禾自此巡無息，鼠賊從茲捕不閑。不害頭牲并六畜，不得偷盜食諸般。日夜在家看守物，莫走東畔與西邊。如有故逃走外去，堂前引過受笞鞭。年月日，行契人。東王公證，見南不去。西王母證，知北不游”。“貓兒契式”并不是真正的契約文書，而是養貓者送給乞貓者的象征性契約文書，當為一種民間習俗。（錢光勝、王晶波《貓兒契式·貓畫·佛經：俄藏敦煌寫卷Дх.00147v〈貓兒題〉蠡測》）
準備聘禮：古人向貓主人征求貓時，通常會采用聘禮的方式，如陸放翁詩中所述“裹鹽迎得小貍奴”，以“鹽”作為聘禮。鹽在吳音中與“緣”諧音，因此以鹽和頭發作為禮物，寓意“有緣法”。（《貓苑·名物》）此外，貓喜愛的魚類亦被視為聘禮，諸如“穿魚新聘一銜蟬”“買魚穿柳聘銜蟬”“穿柳魚余欲聘貓”“買魚貫柳酬策勛”等詩句即為明證。宋代文人對禮物的選擇通常包括新茶、當地土特產（如黃芝麻、大棗、豆芽等），以及文房四寶、書畫作品等。
納貓拜堂安家過程：在選定的黃道吉日，主人會舉行納聘儀式，手持納貓契，攜聘禮取貓。納貓時，用手桶或袋盛之，將計筯（筷子）一根與貓共置于桶內，這種做法源自舊時民間嫁娶女子的習俗，丟一雙筷子意味著新娘不再吃娘家飯，納貓此舉意喻嫁女，當時還有“嫁貓”一說。途中需避免他人窺見，象征新生活起點及美好前程。遇水坑或缺處，放置石子，寓意貓咪不再返回原有道路，徹底融入新生活環境。抵達新主人家后，取出貓咪，進行祭拜，將貓筯置于土堆之上，通過制作古代貓砂，以防止貓在家中撒尿，隨后令其在床上，以此防止小貓離家出走，還要對小貓作“巴甫洛夫效應”測試，“攜貓出門外，用細竹枝鞭之，放回家再與肝二片。如此數次，小貓不再出走，則表示它已成為這個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養貓習俗
在宋代，人們對貓的生命周期具備深入的認識，涵蓋從誕生至離世的全過程，以及飲食和疾病等方面。古人了解到“大抵貓之交，常于春秋二季，其頭交時，則牝牡相呼”，（《貓苑》）貓的懷孕期為兩個月，在懷胎時，會因為血氣不足出現與人類一樣小產等生理現象。貓的生產過程可分為三月產和四月產，分別被稱為奇窩和偶窩。貓的壽命可分為上壽、中壽和下壽以及夭折。古人認為貓胎以少為貴，在臘月生產為最佳，初夏出生的貓被稱為早蠶貓，也較好，秋季次之，夏季最差，因為無法耐寒。如家里有公貓必須進行閹割，這樣可以將其雄性氣質轉化為柔順，閹割的公貓容易肥胖。民間還有半閹貓，即僅去除內腎一側，雄性氣質尚未完全消失，更加剛柔并濟。《通書》記載，閹貓宜在伏斷日進行，需注意在每月初一、初四、初五、初七、初九、初十、十四、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這些日子，避開刀砧、血刃、飛廉、受死、血支等兇煞。閹割過程中，需將貓頭納入卷簟之中，閹割完成后放開，貓會從后口奔走，以免被咬傷。（《臞仙肘后經二》）
古代人們注重貓的養護，給予它們良好的飲食、住所。對養貓的喂養和訓練也有一定的規范和習俗。人們會定時給貓喂食，并注意飲食的均衡和營養的攝入。在膳食上，貓最喜愛的還是魚類，《夢粱錄》載古人養貓時，每日都會為它們“供魚鰍”，“奉魚肉”，（《艾性夫·貓犬嘆》）“祭與飯與魚”，“欲覓小魚飼貓”，（《入蜀記》）“纖鱗喂乳貓”，（《殘春感事十首》）“魚肉膏粱”；宋人還了解到貓的飲食禁忌，“不食蝦蟹”，“捕雀蝶蛙蟬而食者，非狂則野，生疣及蛆”，（《貓苑·名物》）“多食肉湯則壞腸”；貓的飲食習性也被宋人研究所掌握，如“炙豬肝與食”可以讓毛色光澤，“食鱔則壯，食豬肝則肥”。人們已經認識到貓食具有防止食物變質的作用，《物類相感續志》中記載，“烰炭餅中安貓食，夏月亦不臭”，這都是古人生活經驗的積累。古人對薄荷的功效已有深入的了解，發現它可以令貓感到愉悅和興奮，“貓以薄荷為酒，食之即醉”，（《埤雅》）“醉薄荷”。
宋代主人還與貓同寢食，共喝粥，《安晚堂集·香山貓食粥》中寫道：“梵宮新遣兩貍奴，晨粥饑餐食肉如。”《夢粱錄新校注·十二月》中也提到“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有貓狗者亦與焉”，這表明家中養的貓同樣可以享用“人口粥”，體現了古人對生命的尊重以及對貓咪在家庭中重要地位的認可。宋代貓還有專門的貓食盆，汝窯水仙盆便頗具代表性，有的甚至為官窯定制。此外，古人還為貓咪準備了專門的貓窩，熱則肆乎溫涼，寒則登于寢席，還“用草代箸，量貓尾，同其長短，插草于糞堆上”制作貓砂，“祝之勿在家撒屎”。宋人為寵物貓裝扮現象尤為流行，甚至給寵物貓美容的做法，用鳳仙花液汁給貓狗染色，“今回回婦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貓狗為戲”。（《癸辛雜識》續集上《金鳳染甲》）
宋人對貓患病后的治療也頗有研究，還總結了眾多經驗。貓犬病“烏藥一味，磨水，灌之即愈”；（《貓苑·名物》）小貓叫不絕聲，“陳皮研末，涂鼻端，即止”；（《貓苑·名物》）貓被人踏傷，“蘇木煎湯灌之，可療”；（《貓苑·名物》）貓癩，“用蜈蚣焙干，研末與食，數次即愈。又法：桃葉搗爛，遍擦其毛，少頃洗去，又擦，自愈。治狗癩亦可”；（《貓苑·名物》）貓生虱，“桃葉與楝樹根搗爛，熟湯泡洗，虱皆死。樟腦末擦之亦可”。（《貓苑·名物》）《奇疾方》載貓眼生瘡，多食雞肉魚類，病癥可自然痊愈。貓在煨火時皮肉燒傷，將硫磺納入豬腸中，煮熟后喂養，可使其痊愈。（《致富奇書》）貓死后還頗有說法，《埤雅》云“貓死，不埋于土，懸于樹上”，或是“裹以粗布而瘞之，勿使陷首也”，（《華西集》）皇宮王朝還用金棺葬愛貓，并撰詞題碑。（《明詩綜》）
民間信仰
“貓之形象也更為多樣復雜，既是祥瑞、頗受好評的神獸，又是不祥、魅惑人心的妖獸，同時具備鮮明的性格特征。這一動物兼備神性與妖性”。（郭心葉《神祇·祥瑞·妖魅：中國古代筆記與小說中的貓故事研究》）貓在神仙層面表現為“貓神”“貓仙”以及具有果報性質；同時，貓在妖怪形象中也有所體現，如“貓魅”“貓精”“貓魈”“貓怪”“貓鬼”等。
在宋代民間，貓被賦予神秘的象征意義，被視為一種具有特殊力量的吉祥動物。在古代迎接貓神是臘八節的一種傳統，人們相信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壓制惡勢力、降服兇猛的野獸、避免鼠患”，因此貓被視為具有“辟邪”作用的吉祥物。京師宮眷和百姓還穿著“皮鞋，亦名貓兒窩”，還繡獸頭于鞋上，呼為貓頭鞋。在宋代士人的女教作品中，“貓相乳”被用作鼓勵女性領悟孝悌之義的象征。士人以貓的忠誠友善訓誡妻妾，期望女眷和睦、夫妻和悅。宋代“貓相乳”詩發展出道德教化的意義，成為文人士大夫教化社會的范例。民間還素有在家中懸掛貓兒畫像的習俗，甚至出現邀請文人畫家專門創作貓畫以達到驅鼠之效的現象。《畫繼補遺》中提及：“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貓則無鼠。”此類信仰在《蘇文忠公集》《尊生八箋》等古籍中亦有蹤跡，均認為“畫貓能辟鼠”。
宋代貓被尊崇，源于其捕鼠之能，對農業產生積極影響，因此成為祭祀活動的重要對象，禮文中亦包括於菟、貓等元素。據《太平廣記》記載，宋人會在特定節日舉行貓的祭祀儀式，以期國家安定、家庭安寧、吉祥如意。《爾雅翼》中闡述：“古者，蠟禮迎而祭之，夫貓虎雖能食田豕田鼠，然所以主此者，蓋必有神于此。”宋朝郊廟朝會祭祀的場面及禮儀中，“祭列坊庸，禮迨貓虎。有功斯民，祀乃其所”。（《宋史》卷137《志第九十·樂十二·蠟祭》）《文苑英華》云“伊祈氏季春迎貓”。由此可見，貓成為祭祀對象，旨在祈求福祉與庇佑，凸顯其在古代社會地位之尊貴，具有驅邪避災之神力，被視為祥瑞之獸。
在宋代，三教融合的趨勢愈發明顯，這為因果報應思想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因果報應不僅僅是一種宗教觀念，更是一種深入人心的道德準則。在宋代，貓曾被視為具有果報性質的靈異生物，表現出福禍相隨的雙重特性，《青瑣高議·貓報記》記載：朱沛家富裕，養百余只鴿。一日，貓食鴿，朱沛斷貓四足，貓死。再食，再斷，數貓死。后妻生無手足二子，棄。朱沛不悟。《夷堅志》也載軼事一則，庖婢慶喜因貓偷食兔肉被主母責罵，憤而擲貓于柴火，貓腹被木叉刺穿而死。一年后，慶喜因摔倒被竹片傷及小腹而死，此乃貓之報復，以貓寓事來注重對現世、當下生命的關懷，賦予其深刻的道德訓誡和倫理內涵。《續墨客揮犀》又載，龔晃仲家中有眾多妖異現象，請女巫徐姥來處理。家中一只貓突然站立起來，拱手作揖，令巫師驚訝。數日后，龔晃仲及族人均傳佳音。宋時“資陽縣民支漸，葬母，自負土成墳”，（《文昌雜錄》）有貍貓似感受到支漸的誠意與孝心，久久不愿離去。這也說明貓對人類善良美德的一種認可和頌揚。貓融入了無數的故事和傳統之中，不僅是傳說軼事，更是對人性、道德與因果報應的深刻反思，要時刻保持敬畏之心。
在關于貓妖性質的深入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關于貓成精怪的記載顯示，這一階段的貓幻化魈魅主要表現為引發災異或是誘使世間男女陷入困境等行為。這類故事在古籍中比比皆是，如《夷堅志》“臨江軍治內野貓，兩目如丹，出則以前足抱頭而睢盱人立，凡見之者必有災咎”。另外《夷堅志》記載，臨安周五之女很美，但晝眠不寤，夜不寢，且自言自語。羽三知曉后斷定其為貓魈所迷。法劍斬其首，女醒魈絕。又載，顧端仁秀才未婚，某日見少女，每晚出現。其父疑慮，向黃法師求助。黃法師認為是貓精，書三符防之。當晚女未至，數月后復來，怒斥秀才害她。秀才病逝。這幾個故事中，貓妖的形象主要與災異和不幸相連，其角色定位充滿了神秘和恐怖的色彩。
在宋代，貓與佛、道之間頗具歷史淵源。諸多佛教與道教的文獻中，對貓的描述頗多。佛教絕大多數由僧人創作，以頌古與偈頌形式呈現。在僧侶的觀念中，貓具備通靈與佛性。《五燈會元》系宋代著名禪師釋普濟所著的一部佛學著作，書中多次呈現了佛教元素與貓的結合，彰顯了貓與佛教的深厚淵源，如“慧覺廣照禪師，傳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凡圣同居如何’？曰：‘兩個貓兒一個獰’”；“祖印禪師上堂，才坐，忽有貓兒跳上身。師提起示眾。良久，拋下貓兒，便下座”。《夷堅志》記載，全椒山庵有僧居，養貓犬。僧遣仆買鹽，盜至殺僧裹財。貓守僧旁護僧，鼠不加害，盜被捕。這則軼事不僅闡述了貓的捕鼠功能，更是對其主人的忠誠屬性。《湖湘野錄》《雁門野說》及《傳燈錄》等文獻中，亦記載了佛教與貓之間的諸多因緣際會及故事。
關于道教，貓、煉丹與鶴三者相結合，鶴與煉丹通常作為道教象征。如“蘇子由曾試黃白之法，既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叱之不見，丹終不成”。《乘異記》中，“許遨市藥造爐，使其人自守而候之。將成，必有貓觸，其爐破，雙鶴飛去”。《清異錄》記載：“居士李巍，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巍曰：‘日進何味？’答曰：‘煉鶴一羹，醉貓三瓶’。”于此，貓、鶴與煉丹并置共融，彰顯出修行者對純潔、自然、無欲無求境界的向往，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修行者超脫塵世、淡泊名利的品格風貌。此外，納貓的“貓兒契式”或許借鑒了道教“契”的神異色彩，將道士用來請神兵鬼將的兵符社契融入民俗，寓意請貓兵驅鼠患。（郭心葉《神祇·祥瑞·妖魅：中國古代筆記與小說中的貓故事研究》）
顯然，佛道教以貓為寓言，其背后不僅與寺、觀養貓的現實狀況緊密相連，而且突顯了宋代貓所兼具的神性與妖性雙重特質。這種現象反映出濃厚的勸化與說教思想，展現了佛道與民間信仰的交融，以及佛道教在大眾化進程中的發展趨勢。貓既可以被視為施恩布德的神秘神獸，也可被認為是蠱惑人心的妖邪之徒。同時，貓象征著吉祥如意，卻又預示著不幸與災禍。貓與女子的結合，既象征著庇佑后代、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同時又代表著妖魅化的形象。宋人逐漸接納文化中神秘詭異的元素，對貓的喜愛與贊賞越發明顯，而對貓妖性災禍一面的避諱則相較前代有所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