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人們對美的認知與感覺總是如此相似。古代的詩人看到美麗的景色，會用詩歌的形式將美景記錄下來，現代的游客，會用手中的攝影設備將眼前的美景記錄下來。

    如果將唐代詩歌中的寫景詩看作是現代的攝影作品展的話，王昌齡無疑是唐代“攝影愛好者”中的專業攝影師，他善于寫景，并把自己的情感蘊含在景色當中。在王昌齡的詩歌攝影作品展中，他的邊塞詩無疑將塞上的美景以詩人的技法一一攝納進詩篇。

    試看他的《從軍行》系列作品展：“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上海風秋”。

    在唐代詩壇上，王昌齡以七言絕句獨步詩壇。唐人殷璠的《河岳英靈集》中稱：“開元十五年后，風骨聲律始備。”所以后人常以開元十五年為盛唐詩壇的開端。

    而這一年，生活在巴山蜀水李白才打算背起行囊來一場遠足，杜甫還是“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的摘棗少年，王維正在長安四處投遞干謁詩以博取進士頭銜，而此時，詩壇上閃耀著璀璨光芒的詩人正是“七絕圣手”王昌齡。

    王昌齡存詩181首，體裁以五古、七絕為主，其中七絕就有74首。王昌齡在盛唐詩人中年輩較長，寫作七絕時間也早，是唐朝詩人中較早大量寫作七絕并取得很高藝術成就的詩人，獨以七絕成為名家。

    王昌齡的七言絕句在內容上可分三類，這三類都自有特色。不管是哪一類，王昌齡都忠實地踐行著“我以我手寫我寫”的原則，他用詩歌洞見自己的微光，他用詩歌照亮著生活。

    第一類是沿用樂府舊題的邊塞詩。王昌齡的邊塞詩既有“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壯志和“已報生擒吐谷渾”的勝利喜悅，也有沙漠風前、長城月下懷念親人的離愁，都寫得含蓄深沉、情景交融，配以格調的舒緩自然、音節的宛轉瀏亮，成為傳唱不衰的名作。

    第二類是抒寫宮女思婦怨情的閨怨詩和宮詞。王昌齡在《宮詞》、《閨怨》諸作中從另一方面表現了他刻畫封建制度下婦女內心情感的高度藝術才能。這些作品文筆之龍麗，語言之凝煉，情韻之深刻，都使后來作者難于爭勝。

    第三類是送別詩。王昌齡一生寫了四十多首送別詩，王昌齡的一生交游很廣，和許多文人、官吏、隱士和僧道都有來往，特別是在他兩次遭貶并常年謫居的情況下，他多么需要親友的慰藉和友情的溫暖。他也把自己忠貞深沉的友情，獻給了那些正直的知心朋友。

    王昌齡，字少伯，約生于長壽元年（692年），郡望為瑯琊（今屬于山東），籍貫為京兆（今西安），曾在太原居住過。家境貧寒，自述“久于貧賤”，少時在家鄉務農，青壯年時云游天下，除陜西之外，他還去過開封、太行山、邯鄲等地。

    在學而優則仕的年代里，王昌齡卻選擇了不走尋常路。他于開元七年（719年）開始了仕前漫游，他此次的漫游目的地是河南，但這次河南之行很不順利，到大梁之后，曾出現過旅費緊張等種種困難，也與他此時徘徊于“出世”還是“入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

    開元八年（720年）初春，王昌齡又一次選擇了不走尋常路：同齡人忙著趕考，他偏要去嵩山當道士。到嵩山當道士并非他的迫切愿望，前幾個月他還是認真地學道，后幾個月則心神不定，將更多的精力用在廣交朋友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上去了。到了秋天，他離開嵩山，來到河北，開始了他第一次邊塞漫游。

    王昌齡在河北邊塞漫游了整整一年時間，深深地為國家積極的開邊政策而自豪，其高昂的英雄主義氣魄與滿腔的愛國主義熱情，洋溢于詩的字里行間。王昌齡在《從軍行二首·其一》中寫道：“大將軍出戰，白日暗榆關。三面黃金甲，單于破膽還。”此詩格調昂揚升騰，歌頌了一位在榆關浴血奮戰的英雄人物形象，只是因無李廣之才，大將軍以慘敗告終。

    至開元九年（721年）夏秋之交，王昌齡自河北道衛州的湛上，來到河東道潞州理所。就在年底，他北上并州太原府，也就沒有再往北行，直至開元十一年（723年）秋，整整兩年他都在河東漫游或客居。

    此時，通過對邊塞實地考察后，他悲哀地發現，邊關的確打過不少勝仗，但敗仗也吃得很多，就在他在河北和河東邊塞漫游與客居期間，吃敗仗的事發生得更加頻繁。其原因就在于做將帥的缺乏起碼的指揮才能，且沒有正確的賞罰政策去調動士卒們的積極性，長此以往，自是不堪設想。于是，隨著漫游時間越久，發現的問題越多，他的非戰思想也越突出，他的河隴邊塞詩充溢了幽怨的情調。

    就在辛苦的征途之上，王昌齡步履越走越遠，他的思索漸漸地深刻沉重，乃至嘆息聲聲：“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邊關將士的命運牽扯著王昌齡，揪得他心酸心痛，他決心走科舉進仕之路，以自己賢良的才德去實現安邊寧民的理想。

    王昌齡于開元十一年（723年）秋返京兆，于開元十二年（724年）春參加了科舉考試，卻未第。失落之余，他隨即踏上了一次更為豪壯的河西隴右之邊塞行。他離開長安后，沿渭河平原向西進發，經涇州、原州，出蕭關而去隴右再溯黃河而上，經會州至蘭州，再西去鄯州，乃至北上涼州、甘州，最后到達肅州，甚至還去了肅州西部的玉門軍駐地。

    王昌齡的此次西北之行，歷時一年零十個月左右，計其里程約八千里之遙。而且，所經之地，或為山區，或為高原，或為沙漠，人煙稀少，氣候惡劣，邊境卻時常起沖突。王昌齡深切地感受了邊關將士的艱難困苦，邊關戰事的殘酷性、危害性及非人道，所以他更堅決更全面地否定戰爭。

    在邊塞的那些日子，王昌齡被壓抑的天性一下子釋放出來，寫了很多非常有名的邊塞詩。如這首《從軍行·其四》：“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首詩沒有直接抒情，而是把情感融入景物，展現了大唐將士堅強勇敢的品質。

    河北、河東、河西、隴右等地的邊塞之行，開闊了王昌齡的視野。這首《出塞·其一》：“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便是王昌齡寫于呼和浩特的一首充滿邊塞風情的詩歌，該詩因為場景宏大、思想深刻，成為王昌齡的代表作，也是唐代詩壇赫赫有名的一首七言絕句。

    在河隴邊塞之行后，他更堅定了安邊寧民的理想，決心要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改變邊塞的現狀而努力行動。他借扶風主人的口說：“少年與運會，何事發悲端。天子初封禪，賢良刷羽翰。”

    在邊塞待了幾年，而立之年的王昌齡開始考慮未來的出路，于是來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至開元十五年（727年），王昌齡登進士第時，已然三十二歲了。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科舉考試中，王昌齡還收獲了友誼。因為他在長安邂逅了一生的摯友孟浩然，原來這一年，來自襄陽的孟浩然也躊躇滿志地參加了科舉考試，兩人在長安相逢，大有一種相逢恨晚的感覺。

    但讓人頗感惋惜的是，王昌齡榜上有名，而孟浩然名落孫山。進士及第后，補秘書省校書郎，校書郎自古由文學之士充任，為當世所重。但王昌齡心有不甘，至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入選博學宏詞科，超絕群倫，于是改任汜水縣尉。

    這或許是詩人生平最為快意的一段日子。其間，孟浩然進京，二人交往甚歡，“數年同筆硯”，同時還與王維、王縉、裴迪、儲光義等聯唱迭和，名動一時。

    在詩的王國里，特別是在七絕的殿堂中，盛唐時代的王昌齡，高視闊步，南面而王。然而，在人生的江湖上，他卻歷經暗礁的嘲弄、險灘的暗害。在當時，王昌齡“輕舉隨鴻鵠”之志不但無法施展，還處處受到打壓和擠兌，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四十三歲的王昌齡因得罪權貴，而被貶謫嶺南。

    去往貶所的途中，王昌齡途經荊州，對張九齡這個老上司深為不平，特地去拜訪了他。而路經襄陽時，他又前去和好友孟浩然相晤，互訴衷情。孟浩然重病在身，見老友將要赴貶所嶺南，以一首《送王昌齡之嶺南》勸慰他。

    王昌齡也給孟浩然寫下了贈詩《見譴至伊水》，王昌齡在詩中稱“得罪由己招，本性依然諾”。王昌齡深具個性，這兩句詩可以說是他一生坦蕩、磊落的胸襟的體現。

    王昌齡的個性正如其自云“得罪由己招，本性易然諾”，他敢于揭露當時“兵滿天下，流毒四海”的社會現實之故，也敢于用詩歌針砭時弊。究其原委，正是唐玄宗暮氣沉沉，懶得親理朝政，一心縱情享樂，開始重用李林甫，權力下移的時候。

    當唐玄宗窮兵黷武，對邊塞進行征討的時候，王昌齡殷切希望得到召見，當面陳述御邊良策。可是李林甫從中阻撓，王昌齡縱有匡濟之志，也無法施展。之前，宰相張九齡每遇事直言敢諫，唐玄宗對他很不滿意，后被李林甫趁機排擠，罷免宰相，在荊州地方做行政長官。

    辭別張九齡后，王昌齡從漢水乘船而下，涉長江，入洞庭，溯湘江，經長沙，到衡陽，上郴州，去嶺南。王昌齡對于自己這次被貶嶺南，雖比作“羈鴻”，此去“永與世人遠”，但“今往何必憂”呢？可見他的胸襟是開闊的，氣宇是軒昂的，并不因自己被貶嶺南而沮喪。

    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春，因唐玄宗加尊號而下大赦令后，王昌齡本已得以緩解的貶流之愁，徹底地得到解除，在回長安途中尤為輕松自如。

    時至當年秋日，他到達了巴陵，遇見了比他小四歲的大詩人李白，這是他們第一次相見。巴陵乃南北要沖，唐代謫守岳州的中書令張說于此修建岳陽樓之后，更是名聞遐邇。意外的邂逅，“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令他們一見如故，乃攜手同游巴陵，有說不完的離愁，也有痛飲高歌的歡樂。

    多情自古傷離別，一個暮色蒼茫的傍晚，兩個詩人在巴陵城頭、洞庭湖濱，匆匆告別。李白乘舟北去，王昌齡以《巴陵別李十二》相贈：

    搖曳巴陵洲渚分，清江傳語便風聞。

    山長不見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

    站在歷史的星空下，眺望歷史的長河，當時光的濾鏡上溯到王昌齡與李白相逢又相別的那個時間點上，只見楫槳搖曳，一片孤帆漂向洲渚遠處，而李白和王昌齡互喚保重的聲音，依然從水波上隨風飄揚。舟行已遠，李白從船頭眺望，只見水繞山環，已然不見秋日巴陵的城郭。王昌齡呢？蒼茫的暮色中，但見一片蒹葭蒼蒼、云水泱泱。

    在蕭瑟寒冷的隆冬時節，王昌齡再次來到襄陽，因為他要重訪在此隱居的摯友孟浩然。孟浩然留他多住了些時日，王昌齡此時既無公務在身，又無貶流之憂，所以很欣然地和老友相處了一段愜意的時光。只是他們未曾料到，這是他們的最后相聚。

    因為孟浩然當時患疹剛剛痊愈，與王昌齡相見后歡喜不已，在宴席上縱情吃喝，竟然因此喪命。一場朋友重逢的歡宴，終止了這場始于十三年前的友誼，史料記載：“時浩然疾疹發背，且癒。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于冶城南園，年五十二。”

    或許因為他們都沾不上盛世的榮光，唯有以酒一澆塊壘，孟浩然亦可謂舍命陪君子。由至情至性如孟浩然，頗可想見王昌齡的為人。

    與孟浩然天人永隔的第二年，年約五十歲的王昌齡被任命為江寧縣丞。失意之后就是疏狂，就是放浪形骸。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冬天，王昌齡接到了赴江寧擔任縣丞的委任狀，接著離京南下。后人又稱他為王江寧。

    王昌齡對江寧丞這一職務并不滿意，常有溢于言表的不滿之詞，如《送韋十二兵曹》詩中抱怨：“縣職如長纓，終日檢我身。平明趨郡府，不得展故人。”他希冀自己不會在江寧任上久留。可王昌齡天性使然，他不諳世事，不懂人情世故，不拘小節，所以在江寧任內就被人羅列出兩大罪狀：好酒貪杯，不守本職。

    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在江寧的幾年內，王昌齡又成為那里的詩壇宗主式人物，與盱眙任職的詩人常建，揚州龍興寺名僧法慎，來訪的李白、岑參、高適等聚會談文賦詩。相傳，他經常在自己的任所后院的琉璃堂中舉辦雅集吟詠。

    五代時南唐周文矩所繪的《琉璃堂人物圖》專門記錄此事。這幅畫分兩個場景，前半部分是王昌齡與兩位文人及一位叫法慎的僧人在室內聊天，兩位仆人在旁侍候；后半部分是四位文人在院子里或站或坐，似乎在構思詩稿，一個書童磨墨。

    周文矩的原畫后半部分藏于故宮博物院，被宋徽宗誤題為“韓滉《文苑圖》”。傳世的《琉璃堂人物圖》為摹本，藏于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有學者推測，《琉璃堂人物圖》后半部分中，身體前傾、伏在樹旁的人便是李白，而畫中最右邊身體微傾、若有所思的人正是王昌齡。因為在江寧的這一段為官經歷，王昌齡又被后世稱為“王江寧”。

    在江寧丞任上六七年之久，不料在天寶七年（748年），正在廣陵游覽的途中，王昌齡收到了新的調令——到龍標（湖南省黔陽縣）擔任縣尉的消息，原因就是他被人彈劾“不護細行”，他久病臥床的妻子聞此竟氣絕身亡。

    龍標是偏遠之地，群山環拱，交通阻隔。歷史上曾被稱為“五溪之地”（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王昌齡得到被貶為龍標尉的消息，念及曾經安邊寧民的理想，情緒竟高昂起來，悠然前往龍標。

    天寶七年（748年）九月左右，王昌齡帶了一株和妻子共植的芙蓉上了船，沿長江到洞庭，溯沅水去貶所上任。從秋天走到第二年春天，據說在沅江過黃獅洞險灘時，官船被打翻，險些葬身魚腹，所幸的是，他緊緊抱著兩只裝書的木箱，在冰冷的水中不知漂了多久，才被幾位漁民搭救。

    王昌齡在江寧的時候，雖然只是擔任縣丞，但較之到龍標擔任縣尉，相差的不是一點半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龍標離長安愈來愈偏遠。王昌齡在江寧任上曾回過一次長安，和被征召進京供奉翰林的李白第二次握手。而王昌齡再遭貶謫之時，李白也早已經被放逐出朝而漫游于江南。

    當身在揚州李白輾轉聽到這一消息，也已經是第二年暮春時節了，于是他寫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王昌齡一生步履不停，交游廣泛，因而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他的朋友圈中，他和李白的交情更深，他們的互動最為世人矚目。原來王昌齡早在隱居石門前，就認識了李白，并邀請李白和他一同隱居——“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但是李白彼時剛出蜀一年左右，正待大展宏圖，不想隱居，而要以自薦的方式去投靠明主，以期被重用——“生不愿封萬戶侯，但愿一見韓荊州”。

    王昌齡的隱居時間也不長，次年中了進士，而李白仍在江湖飄蕩。王昌齡在長安任校書郎的幾年內，李白也第一次去到長安。兩人在長安得以再度相逢，友情得以再續……

    聽聞王昌齡被貶龍標的消息后，李白也許想從揚州去江寧看望王昌齡，動身前才知道王昌齡已經被貶謫去夜郎。也許僅是從其他朋友傳來了消息，總之，李白得到消息時，王昌齡已經在去龍標的路上了。

    “我寄愁心與明月”，這句話句意直白，情真意切。李白很喜歡寫月亮，他的詩中不乏各種情態的月亮，月亮是李白的良伴佳友，李白將自己的種種心情都能向月亮抒發。

    李白愛寫月亮，除了月亮的意象飄逸浪漫、恒久綿長、普照天下，可能還與他好飲酒有關。詩人將對朋友的牽掛托付給月光，月光能同時照到朋友身上，也就將問候帶到了。

    如此溫柔敦厚的情誼卻只能是在詩篇中表達，李白和王昌齡再沒有機會會面。龍標在沅陵縣西南，當年崇山峻嶺中的羊腸小道是何等彎曲難行，路旁便是河水清且漣漪的?水。這一條亙古長流的?水，曾照亮過王昌齡悲憤哀愁的眼睛，洗刷過他從金陵遠謫而來的滿身風塵嗎？

    浪淘沙·其八

    劉禹錫

    莫道讒言似浪深，莫道遷客是沙沉。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生活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泰戈爾的這句詩用在王昌齡的身上，是那樣的恰如其分。龍標正處于?水和清水江匯入沅江之處，兩岸青山隱隱，王昌齡經常坐船去對岸巖洞尋幽探勝，或溯沅江而上至沅陵，他寄情山水，吟詠詩歌，訪寺廟，登高樓，彈箜篌，高歌醉酒而歸。

    王昌齡在激流回旋的沅水上，高吟“誰識馬將軍，忠貞抱生死”，從未忘記“何當報君恩，卻系單于頭”。當地志書上曾記載王昌齡貶官來此前后的情況和傳說：“往返惟琴書一肩，令蒼頭拾敗葉自爨”。

    面對無奈的現實，王昌齡始終有化解不了的苦澀，那些欄桿拍遍、拔劍擊柱的壯懷激烈，只能被歲月煎熬成茫然無奈的長嘆息。但對節義操守的信奉，對功業理想的執著，在折磨他靈魂的同時，也支撐著他的靈魂。好在他這一生，說不盡的長亭短亭多少次折柳相送，卻少有消沉頹喪之語。

    唐天寶九年（750年）夏天，遭貶湘西的陶副使來訪龍標尉王昌齡。陶副使為王昌齡舊識，在江寧任職時，王昌齡還曾寫下《別陶副使歸南海》一詩。

    在龍標，老友重逢，欣喜之情可想而知。當時正值初夏時節，二人在芙蓉樓內，幽篁深處，攜春酒，喚歌姬，于琴棋之余、歌樂之間，相對歡飲，興致頗濃。王昌齡興之所至，揮筆寫下了《龍標野宴》：

    沅溪夏晚足涼風，春酒相攜就竹叢。

    莫道弦歌愁遠謫，春山明月不曾空。

    時而曠達，時而幽怨，或許這才是王昌齡此時的心情。曠達的背后可能是更深的憂傷，但也可能曠達就是曠達，曠達的背后還是曠達。我相信王昌齡曠達的純凈，因為這可能更符合他的性格。

    天寶十一載（752年）的秋天，王昌齡的友人魏二，乘船前來龍標訪友。二人在龍標境地，游山玩水，飽覽大好河山，對五溪的山山水水，贊不絕口。魏二在龍標游玩了一個月后，準備回到遙遠的故鄉，與王昌齡依依惜別。王昌齡為之送行，揮筆寫下著名的詩篇《送魏二》：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舟涼。

    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里長。

    王昌齡在龍標一待就是八年，這里雖然偏僻，好在常有友人來訪，這能在最大程度上慰藉詩人孤獨的心靈。他在龍標城東為送客而建的臨江樓，不知見證了多少次迎來送往。這首《送柴侍御》，就是王昌齡在送別友人柴侍御從龍標前往武岡時所作：

    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多情自古傷離別，對于向來重視感情、珍惜友誼的古人來說，在為人送行或與人辭行時，往往要作詩相贈，這就產生了送別詩，沒有什么能比得上一首送別詩所蘊含的深厚感情了。在王昌齡的筆下，這首飽含送別深情的詩歌寫得從容開朗、曠達，一首送別詩，慨嘆而不哀傷，悠然無盡且又飽滿酣暢地表現了王昌齡對朋友依依惜別的深情厚誼。

    而讓王昌齡的送別詩名揚天下的，卻是龍標的另一座名為芙蓉樓的建筑與一位名叫辛漸的朋友，辛漸，相伴王昌齡多年的朋友，現在要離開他，回到北方的洛陽。把酒話別之時，寒雨瀟瀟而下，籠罩著江水，籠罩著芙蓉樓。離別在即，何時才能重逢？在感傷離別的時刻，王昌齡借著眼前的江水與杯中的美酒，寫下了這首流傳千古的《芙蓉樓送辛漸》：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一夜秋雨，連江入吳，更添離愁別緒。兩個好友離情縈懷，一夜未眠。當天色微明之際，站在凄風苦雨的渡口，王昌齡與辛漸執手相看淚眼。終于，帆揚起來了，船漸行漸遠，王昌齡依然孤獨地站在渡口，一動不動。

    朋友辛漸就此離去了，芙蓉樓前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了，詩人就像孤零零的楚山一樣，佇立在江畔空望流水逝去，他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說到：辛漸啊，回到洛陽，如果親友們問起我時，你就告訴他們，我王昌齡還是過去的王昌齡，仍然如晶瑩剔透的冰心玉壺，光明磊落，表里澄澈如一。

    龍標四周的群山如插翅難飛的囚籠，軟禁了王昌齡的壯年歲月。天寶末年，安史亂起，兩京淪陷，玄宗避亂出逃。唐至德元年（756年），唐肅宗李亨在靈武即位，改元至德而大赦天下。此時，昔日豪放的王昌齡已經垂垂老矣，才得以離開龍標。

    但長安尚未收復，道路不寧，想回故里實無可能，王昌齡只得沿江東下，于次年秋天到達九江。隨后兩京收復的消息于歲末傳到江東。王昌齡聽聞捷報后決計還鄉，但他怎能預知自己的生命也接近終點了呢？

    王昌齡路經亳州時，竟然被刺史閭丘曉殺害，一代巨星，遽然隕滅！傲視權貴，疾惡如仇，脫略世務，不拘小節，大概是王昌齡這種才干與骨氣并兼的文人的通病。而閭丘曉身處高位，在亂世中擁兵自重，加之“愎戾”的本性，更是作威作福，還很有可能妒忌王昌齡的詩才和名聲，于是一代詩人便在劫難逃了。

    可憐寫下“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王昌齡竟不明不白地死于刻薄兇殘的小人之手。更悲催的是，六十六歲的詩人很可能是被“杖殺”，其痛楚可以想見。

    然而，正所謂“人生無常，天道好還”，閭丘曉終于未能逃脫命運對他的處罰。應當感謝的是張鎬。張鎬出身布衣，為人剛正，當時兼任河南節度使。安史叛軍合圍張巡、許遠逝守衛的睢陽，張巡告急。

    張鎬揮師晝夜兼程，傳檄閭丘曉克日就近赴援。但閭丘曉居然逡巡不進，待張鎬趕到時，睢陽已陷。張鎬以軍法問罪于閭丘曉，而將之處死。閭丘曉連連求饒說：“家有老母，請留我一命。”張鎬質問：“又有誰能贍養王昌齡的家眷呢？”

    張鎬的答復令九泉之下的王昌齡冤恨稍伸，令千載之后的人們依然人心大快。王昌齡若在天有知，也算有些許安慰。

    晚唐詩人許棠在王昌齡雅集的琉璃堂內談詩會友，在場的詩人張喬賦詩一首：“琉璃堂里當時客，久絕吟聲繼后塵。百四十年庭樹老，如今重得見詩人”。隔著百余年的時光，琉璃堂再現了雅集。不知王昌齡、李白的不朽詩魂是否能看到，并會心微笑。

    也許，在歷史的長河里，無數的苦難打磨著一顆顆堅韌的靈魂，使之高貴，使之坦然。比如王昌齡，渾身已然傷痕累累，已然被生活卸下了一層又一層的盔甲，但他依然對生活報之以微笑，他依然用詩歌洞見自己的微光，他依然用詩歌照亮生活。

    單從這一點來說，王昌齡的靈魂是那么堅貞，那么坦然，那么執著。正因為如此，王昌齡的詩歌成為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在漫漫歲月里和坎坷人生旅途上的精神家園。